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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兰台情”

发布时间:2016-08-30       来源:《凉山档案》杂志总第18期

 

近来,我在阅读史书时,被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优秀历史人物故事所吸引,尤其被司马迁热爱档案工作、献身于档案事业的精神所感动。我觉得司马迁不仅是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更是一位“档案”工作中。他之所以能编写出《史记》这一历史巨著,与他从事了十年的档案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司马迁曾是一位称职的“国家档案馆馆长”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出身于史官家庭,他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专门设置的太史令(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档案局局长)。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读了不少历史书籍并有机会接触了档案工作。公元前108年,司马谈病逝后,37岁的司马迁继任了父亲的职务,一直工作到公元前99年,他在太史令的职务上整整干了十年。

     在汉代以前,由于战乱,导致了档案大量流失,因而西汉的统治者在站稳脚跟后,就有档案的意识、重视档案工作了。到了汉武帝时代,身为太史的司马迁,就开始大规模地档案收集、整理和编研工作,而且善于创新,功勋卓著。由此可见,他老人家不愧是我国古代一位资深的档案大师。

司马迁工作踏实,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做好档案工作

    司马迁从事档案工作踏实、肯干和善于钻研。他把档案工作当成了自己的毕生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尽管有人把档案工作者错误地与讲阴阳、卜吉凶的巫吏相提并论,可是他却认为自己担当的工作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事业,在这个岗位上是完全可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愿的。父亲在世时,他多次向父亲表示过自己做好档案工作的决心。当了太史之后,仍念念不忘父亲的遗嘱,激励自己全力做好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司马迁从事档案工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十分重视对档案材料的调查研究工作。多年来,他从档案的内容、来源、作用以及真伪等方面都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潜心研究。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他说通过档案可以考察事件的始终,掌握其成败、兴亡的规律。可见他在工作中是通过认真研究档案的内容而得到经验的。司马迁研究档案内容的方法是:先阅读档案材料,用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与档案材料进行核对;以档案材料印证档案材料;以自己所见去证实所闻是否正确。例如,他在《史记》“大宛列传”里谈到:大禹那个时代的文字记载说,大河的发源地在昆仑山,高二千五百多里,它的上游有醴泉水和西王母所居住的地方。可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西域到过此地,没有发现河的源头,哪里看见大禹时代所说的昆仑山呢?由此可见,司马所看到的这个档案,虽然也是文献史料,但他觉得其中关于昆仑山与河的内容是有问题的,就用张骞的经历去证实了其中的错误。又如,他曾经想像张良是一个“魁梧奇伟”之人,但在档案中看到了张良的画像后,他才知道张良原来是一个“貌如妇人好女”的书生形象。

司马迁爱憎分明,忠于职守,竭尽全力保护档案资料

     司马迁清楚地认识到,档案工作是为政治服务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民的有用工具,是编写历史、进行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和依据。为此,他不论是职务卑微还是身居高位,不论是身处顺境还是蒙冤入狱,都能忠于职守,竭尽全力,精心地保管着档案资料。如果谁做了对档案事业有利的事,他就交口称颂;如果谁做了不利于档案事业的事,他就表示气愤和婉惜。例如,在《史记》“肖相国世家”里,他对身为沛县文书的肖何跟随汉王刘邦进咸阳城时,在将士们纷纷争着找皇宫的仓库拿金银财宝的情况下,自己却全力收集保管秦王朝档案,以及后来汉高祖利用这些档案治理国家有了大用途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史记》“六国表”里,他又对秦始皇焚烧周王室档案的事件给予了猛烈地抨击,最后发出“痛惜啊!痛惜啊”的感叹!这可不是一般的感叹,而是一个深知档案资料的珍贵价值、深深热爱档案事业的工作者,见到了珍贵的档案遭到不幸命运而发出的内心激动和愤慨。

司马迁善于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搞好编篆研究工作

     司马迁是把档案与历史研究和编撰工作紧密结合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档案工作者不仅要保管好档案,还必须把利用档案编写历史、为现实服务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强烈的表达了“欲论著”的决心。他说:周文王编了《周易》,孔子编了《春秋》。我为什么不能续写好史书呢?所以,经过充分收集整理档案资料之后他便开始了巨大的著作工程。

     司马迁在编写《史记》工作中,先把收集到的档案材料、杂书、野史等进行了广泛、系统的整理和裁剪,而后开展了认真的取证、取舍和调查研究工作。在他所著的《史记》中,有的档案材料全文录用,有的部分录用,有的则以档案为依据加以改写。例如,在“三王世家”篇里,就全部录用了当时的档案。《尚书》是综合了古代档案的一本文件汇集,这本书里凡被认为可靠的篇章大部分都被司马迁所引用了。如果翻开《史记》,我们可以看到:“太史公读秦纪”、“太史公读秦楚之际”、“余读高祖侯功臣”等篇目不下几十处。在档案材料缺少的情况下,他就采用了核对民间传闻和自己调查材料的方法进行补充。为了收集齐全档案史料,开阔自己的眼界,他游历了祖国各地,到过浙江绍兴的会稽,看到了传说中大禹召开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汩罗江凭吊了爱国诗人屈原;到过曲阜,考察了孔子讲学的遗址;到过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听取了江苏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不仅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档案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因如此,司马迁把直接和间接掌握的包括从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史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二千多年的这段时期的历史文献史料、杂书、野史、传闻等档案材料进行了综合、整理、剪裁和加工。在编写上,他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对于被压迫的下层人物表示了同情态度;在文字上,他把古代过于艰深的文字用当时比较通俗的文字翻译过来,对人物和情节进行了描写,终于使庞大复杂的档案资料熔化成了文体一致、形式整齐、形象鲜明、语言生动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往事越千年,弹指一挥间。在人类历史跨入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档案工作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级档案馆如同星罗棋布,档案工作者也达到了几十万人。不论工作环境还是技术手段,都是司马迁时代所不可比拟的。尽管时代不同了,但是我认为,司马迁给我们档案工作者留下的对档案工作无限热爱的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兰台人巨大的精神财富,是档案人永远的行动楷模。

(甘洛县档案局  范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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